《長安十二時辰》背后 唐帝國由盛轉衰之謎

　　賀知章(韓童生 飾)一首《太和》“昭昭有唐，天俾萬國。列祖應命，四宗順則。申錫無疆，宗我同德。曾孫繼緒，享神配極。”道盡了大唐開元盛世，與氣勢恢宏的唐都長安相得益彰。以賀知章為原型的三品秘書監、靖安司監何執正，在劇中多次吟誦這首《太和》，卻并非是為了歌頌，而是惋惜盛世下的危局，最終在花萼相輝樓宮宴上戳破了“皇帝新衣”，說出了憋了多年的心里話——“圣人(馮嘉怡 飾)不再是以前的四郎了”。

　　公元742年正月初一，唐玄宗改元“天寶”。“開元”成了舊歷，“天寶”成了新歷，李四郎變成了圣人，留給歷史的是“舊歷開元盛世，新歷天寶危機”，唐帝國在此轉身。

　　元載(余皚磊 飾)歷史上確有其人，唐肅宗即劇中太子李亨登基后，因與擁立肅宗的宦官李輔國之妻元氏同族而受重用，唐代宗時官至宰相，其妻確實是王宗嗣之女王蘊秀。元載與李林甫一樣，雖是能臣卻也是權臣，貪財戀權，最終落得個抄家滅族。不過，推行兩稅法為唐朝續命的唐德宗朝宰相楊炎，卻是因為與元載同鄉而獲重用，當然楊炎的結局也很慘，被德宗賜死。當時為楊炎說公道話的正是同為宰相的李泌(易烊千璽 飾)，李泌出身遼東李氏，西魏八大柱國之一李弼六世孫。

　　危局之下，有的人，如長安不良帥張小敬(雷佳音 飾)，知道唐帝國出了問題卻無力解決，只能拼盡全力去守護長安的穩定與繁榮，讓普通人仍然能夠活在盛世的“夢”中；有的人，如以“口蜜腹劍”的李林甫為原型的右相林九郎(尹鑄勝 飾)，大權在手卻甘做“裝睡之人”粉飾天寶盛世；有的人，如太子李亨即唐肅宗、戶部八品小吏徐賓，知道唐帝國出了問題，也有了解決之道——新稅法，卻手中無權，無能為力。

　　所謂的新稅法，實際上就是李亨之孫唐德宗時宰相楊炎所創之兩稅法，指向的是傳統土地制度破壞后的財政問題。在農耕社會，土地是最根本的生產資料，其產出的分配可以被視為一個零和博弈，政府、農民、地主之間分配的均衡是一個王朝穩定與繁榮的基礎。

　　王朝初期，大量土地由于戰亂變成無主之地收歸國有，自耕農成為農民的主體，加之人少地多、輕徭薄役，政府與農民皆大歡喜，達致太平盛世。而隨著人口的增長，權貴、地主等對土地的兼并，大量自耕農破產淪為佃農乃至農奴，繳稅的土地、人口減少，政府收入下降而農民負擔卻加重，最終導致農民起義以至王朝滅亡。

　　其間，各個王朝為了自救，通常都會進行財稅改革，如唐朝的兩稅法、北宋的王安石變法、明朝的一條鞭法、清朝的攤丁入畝等。但也只能為王朝續命不能根治，最終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就這樣來回往復了上千年。

　　唐朝初期施行均田制，即政府將無主之地收歸國有后，按照每戶人丁多寡分配定量的土地。進而在均田制基礎上，施行名為“租庸調”的稅賦制度，租即地租，庸即納庸代役——繳納絹布代替勞役，調即戶調——繳納絹棉布麻。同時，基于均田制建立了兵農合一的軍事動員體制“府兵制”，即將全國劃分為數百個軍府，各地府兵平時為農，每年輪番到當地、京畿、邊疆等地服兵役。

　　一個王朝最為重要的財稅、軍制都奠基于均田制，可以說均田制是唐朝的根本所在，從貞觀之治到開元之治唐朝百年盛世也奠基于此。然而，隨著土地兼并與人口增長，到唐玄宗天寶年間均田制已經名存實亡。如唐玄宗天寶十三年全國人口增至906萬戶，按照均田令全國應授田總數為14億畝，但實際墾田數僅8.5億畝。而據敦煌戶籍殘卷記載，天寶六年，當地居民程思楚的已受田只占應受田的21%，就連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認“京畿地狹，民戶殷繁，計口給田，尚猶不足”。

　　授田減少但租庸調并不會減少，農民負擔成倍增加，或逃亡成為客戶，或投效免稅權貴，無疑都會動搖了唐朝的根基。更為重要的是府兵制也因此遭到破壞，不得不招募良家子從軍，由兵農合一的義務兵役制轉向職業化的募兵制。然而，募兵制的花費遠超府兵制，又對中央政府的財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為了增加收入，舊的財稅體制非改不可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職業化募兵的出現，保證了唐軍戰斗力的同時，又使唐軍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轉變為鐵打的營盤鐵打的兵，邊軍將領的擁兵自重成為可能，安祿山身兼范陽、盧龍、河東三鎮節度使擁兵十數萬即是一例。而當節度使獲得地方行政權，實現軍政合一時，藩鎮割據已經在所難免。

　　此時，藩鎮所慮者只不過是中央政權是否足夠強大。當中央政權強大時，則稱臣盡量向中央政府撈取好處；當中央政權暗弱時，則陽奉陰違待機而動。劇中圣人被劫失蹤后，主持大局的以高力士為原型的驃騎大將軍郭利仕(呂涼 飾)最擔心的即是安祿山等藩鎮乘機起兵，然而安祿山終歸沒讓他們失望，于玄宗天寶十四年以討伐楊國忠“清君側”為名起兵，次年即攻破長安，史稱“安史之亂”，唐帝國由此轉衰。

　　為了應對安史之亂，唐帝國又調安西駐軍的安西鐵軍入關，事實上放棄了西域，下一次中原王朝將勢力擴展到西域要等千年之后的清朝乾隆年間。